论坛回顾 丨兰荣杰：关于40年刑事诉讼法制研究的几点观察
编者按
2020年10月24-25日，第十四届尚权刑事辩护论坛暨西南政法大学第六届刑事司法论坛、第十五届尚权青年刑事司法论坛在重庆市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与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与展望”。本届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200余名专家学者、法律实务界人士出席了本届论坛，在线实时收看达1.6万余人次。
以下是西南财经大学兰荣杰副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大家！
兰荣杰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
谢谢主持人！刚才四位做主题发言的专家对我而言都非常特别：冀教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胡教授是我年轻的老领导、老同事，孙教授是我钦佩的同辈和朋友，兰教授是我时常感到与有荣焉的家门。四位专家分别从四个侧面讲述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制40年的研究心得，我作为学习者，主要谈谈我对四位教授研究的观察。我将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研究的视角，二是研究的方法，三是研究的结论也即对刑事诉讼法制40年的评价问题。
第一、关于研究的视角。就视角而言，四位专家都非常典型地使用了熊秋红老师所说的“纵切+横切”的方法。首先是选一个比较小的切入点，纵向考察40年来的发展和演变，这是“纵切”；然后重点针对这一制度在当前的样态，从“横切面”进行分析。比如冀老师以控辩关系为切入点，首先概要考察了40年来控辩关系的四个阶段，再结合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控辩对抗的十大关系进行展开。有纵有横，有详有略。
第二、关于研究的方法。四位专家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描述，二是溯因。关于40年来刑事诉讼法制的研究，毕竟是一种法制史研究，所以描述、考据是比较典型的方法。四位专家对所关注的具体制度在40年来的演进，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是描述之外，更重要的是溯因，即探究40年来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背景和动力。以胡教授关注的案卷移送制度为例，四十年来多有反复，先从全卷移送变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主义，最后又回到全卷移送，更结合技术进步尝试电子卷宗共享等新方法。这么复杂的变化，其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对法官预断的顾虑，还是案多人少的压力，或者是其他原因？这种基于历史梳理的深刻溯因，是一种非常必要也极有启发性的研究方法。
最后，关于研究的结论。当我们对40年刑事诉讼法制做了描述、溯因之后，总得有一个评价，要表明研究者自己的态度，比如是顾老师所说的未来可期、未来光明，抑或是螺旋式上升或者下降。就四位专家的报告而言，以我不准确的归纳，大致可以观察到两种评价方式，一种或许可以称为反照式，即用一些根本性的刑事诉讼理论——一些时候可能要加一个定语，“主要源自西方的刑事诉讼理论”——对我们40年的刑事诉讼法制史进行反射、反照，进而引出一种价值判断。比如孙远教授关于控审关系、侦查法治化的观察，以诉讼基础理论为工具去反照四十年的发展并进行评价，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反照式研究。另外一种评价方式可以暂且称之为提炼式，即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归纳并提炼中国式的理论、讲述中国特色的诉讼法制故事。比如龙老师基于“跳跃于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丰富经验，提炼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印证理论，这在国外完全没有对应的理论，但对于中国实践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价值。当然，不管是反照还是提炼，最后必然需要对中国四十年刑事诉讼法制进行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评价。如果是反照，相对更可能是一种偏于负面、批评式的理解；如果是提炼，则更可能归结于一种“同情式的理解”，甚至是一种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个人才疏学浅，不敢轻易对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发展史进行评价，所以简要谈谈我对四位学者的精彩报告的学习浅见，供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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